写作是一种热爱

王振羽

回望自己的书写生涯，惭愧，惶恐，五味杂陈。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苍茫中原首山脚下汝水南岸，当时乡村的贫瘠穷困之状难以言表。我的父母都曾在乡村小学任教，当然也要劳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弟兄三人在父母的拉扯之下，得以完成学业，读了大学，这在我们当时的村落乃至方圆数里之内，也不多见。

父亲在劳作之余授课，我常随父亲去学校，煤油灯下，清寒早晨，读些闲书。父亲一学生送给他王佩诤先生整理的《龚自珍全集》，当时图书奇缺，此书的出现令人意外。父亲的讲解，我听得似懂非懂，却兴趣盎然。

多年后，我到扬子江边的石头城读大学，学校附近有南京图书馆，我成了那里的常客。城市对多年困守旷野乡村者的最大诱惑，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拥有图书馆吧。

在这座图书馆里，五彩缤纷的图书纷至沓来。我当时一直困惑于中国当年的兵匪祸乱，一心想一探究竟，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写了两篇论文，一是关于匪祸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另一是关于樊钟秀的研究，都刊发在一家大学学报上。

也是在这里，我偶然读到龚自珍死在镇江丹阳。他在南京多地游览的书写，激发了我探究龚自珍一生跌宕起伏最终不到半百之年就撒手人寰的奇特经历的念头。经过一番沉淀打磨，反复思量，大致在30年前，我的第一本书《怨箫狂剑：龚自珍传》得以出版发行。当时我供职在一家省级机关，此书的出版，让领导很是意外，给予很大鼓励，他让我坚持写下去，不要因为公文写作而丢掉自己的写作。

《龚自珍传》的出版，让我萌发了探索社会鼎改之际知识分子、读书人命运选择的念头。前面说到我的家乡在中原的伏牛山下的万里平畴。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兵连祸结，我的家乡周围因李自成而血雨腥风、争战不已。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写到的襄城、叶县、舞阳等地，就是我和家人生存的地域。

在父亲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吴梅村其人。吴梅村是太仓人，曾到过中原河南，更在我读书的六朝松下担任过大学校长。他的许多作品诸如《圆圆曲》等，都是史诗性作品。他在晚明与卞玉京的关系，他与钱谦益柳如是夫妇的关系，他与冒辟疆董小宛的关系，更有他的仕清所谓变节，他对自己一生行迹的总结追悔，实在是太过丰富精彩。因此之故，我倾注极大心力，撰著《人事完缺：吴梅村传》，此书先后在两家出版机构出版，是我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

写过龚自珍、吴梅村这样两位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大诗人之后，再写谁呀？可否形成文人三部曲？我认真收集资料，研读文献，把目光投向陈三立。

为何选择陈三立？陈三立在南京生活二十余载，更为重要的是，他身处晚清到民国，从专制时代步入共和。他有著名的儿子陈师曾、陈寅恪，他有著名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他也被称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他还是同光体诗人中的佼佼者。

确定下来，我开始研读，真是大费周章，天昏地暗。拿出初稿，超过九十万字，出版社编辑提出修改意见，几乎重新建构，颠覆性再起炉灶，就这样，还是差强人意。我曾经想单独说陈三立在南京，而责任编辑则认为还是要完整地再现散原公子的一生壮阔为好，我听从建议，勉力前行，最终呈现文本有六十余万字。实际上，若在此非虚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叙述散原其人与他所处的时代，这只能有待来日了。

这样说来，我的文人三部曲基本完成，三人森然而立，细密绵长，以人系事，王婆卖瓜，敝帚自珍，惶恐之中，也颇为自得。

龚自珍、吴梅村、陈三立都是历史人物，都与现实远离，但也都因其文字而在现世流传。历史的影响，对我而言，切实而具体，不是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

多年前，有人热心邀约组织出版一套文化家族丛书，让我写翁同龢家族。我接到任务后，经常去图书馆。当年，翁家的许多文献资料还没有点校出版，找资料很费神。

谁能料到，邀约单位后来出现人事变更，此套丛书几乎要夭折。情急之下，我和素未谋面的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联系。周百义很快回复，全部丛书书稿他来接盘，这令我很是意外，也颇为感动。就这样，在26年前，我的《常熟翁氏家族》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就是社长兼总编辑周百义。

此书的出版，让我感慨不已，也决心就翁同龢再做打量与审视，这就有了《瓶庐遗恨》。聚焦翁同龢，不再纠缠他的家族多人，书写起来有酣畅淋漓之感，自认为把翁同龢与光绪帝、与恭王醇王、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关系，还有翁同龢在当时政局朝局中的位置、作为、作用说得比较清楚了。此书在当年曾获金陵文学奖非虚构类大奖，这对我而言，还是有点意外，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

因为翁同龢，我接触到与张謇有关的大量资料，浮想联翩。张謇是翁同龢的学生，他在翁同龢被罢官看管在常熟虞山脚下的时候，对他多有照拂。由此也引发我对晚清众多人物的思索。关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等人物的书写实在是太多太滥，是否可以避开众人另辟蹊径，关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说干就干，弟弟给我网购了一套《张之洞全集》，武汉的朋友送我一套吴剑杰教授的《张之洞年谱长编》，还有涉及多人的资料、晚清大量笔记，我沉入其中，废寝忘食，逐步厘清了关于张之洞的众多问题，经过反复斟酌，撰就《国家重器张之洞》，自认为是关于张之洞书写的货真价实之作，也是正本清源之作。

因为张之洞，我去河北南皮、贵州兴义，还有广州、武汉、北京，寻迹、感受张之洞。当然，张之洞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在南京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巨大，诸如三江师范学堂的正式开办、南京大马路的修筑、鸡鸣寺豁蒙楼的修建，他曾住南京南台巷，此地命名就来自张之洞。《国家重器张之洞》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除文人三部曲、名宦两人传之外，多年前，我曾出版过《诗人帝王》，从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说起，因曹丕而写三曹，还有梁武帝萧衍、北魏孝文帝、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李世民与李隆基、赵匡胤兄弟、朱元璋、乾隆。二月河先生写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他曾建议我琢磨一下嘉庆帝。因此之故，更因为我的家乡昆阳曾有昆阳之战，南阳刘秀在此影响巨大，在父亲的引导下，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出炉《龙飞光武：刘秀与他的二十八将》，但总觉意犹未尽，又在此基础之上，推出《平民的逆袭：光武帝刘秀》，二月河先生在生前为此书热情作序。

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表达、一种交流、一种倾诉、一种躲避、一种由衷的发自肺腑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