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户人家

程双红

土坯房子，我总疑心不是人盖的，是土地自己醒了，翻个身，从它温热的胸膛里，慢慢顶出来的。要不你看，一场透雨过去，村东头那几堵新墙，怎么就黄灿灿地立在那儿了？湿湿地反着光，敦实得像个蹲着歇脚的老汉，浑身还冒着地气呢。

庄户人一辈子，两件顶天的事：娶一房人，盖一个壳。人住进壳里，这日子才算落了地，生了根。这壳，从脚底的土里来。

我父亲，就是跟这土疙瘩打交道的人。脱土坯，听着是手艺，实则是把性命里的气力，一寸一寸，揉进泥里去。好土得是“立土”，有性子，倔，筋道。水泼上去，“滋啦”一声，像土渴极了在痛饮。再撒上铡得齐刷刷的麦穰，麦秆的金黄混进泥的褐黄里。这时候，父亲就脱了鞋，卷起裤腿，赤脚踩进去。先是凉，一股子沉甸甸的凉意顺着脚心爬上来；接着是黏，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软乎乎，滑腻腻。他踩得认真，一脚深，一脚浅，身子微微晃着，像在跟这摊沉默的泥巴跳一种古老的舞。泥得“醒”，他说，跟揉面一个理，醒透了，才服帖，才有筋骨。他弯腰，端起那方榆木模子，手臂上的筋肉悄悄一紧，呵气似的闷哼一声，模子扣下去，“啪”，又沉又稳。手腕子极巧地一抖，一提，一方周正的、湿漉漉的土坯，就端正地印在了地上，像盖下一个庄严的印章。一块，又一块，在日头下排开，晒着。几天工夫，就褪了湿气，变得金黄、硬实，拿指节一敲，梆梆响，带着太阳的味道。四乡八里要起屋的人，都信我父亲的手。信他手底下的分寸：泥的干湿，穰的短长，日头啃进去的深浅。差一毫，那墙砌到人腰高，保不齐就“酥”了，散了架，辜负了一家人的指望。

墙从地基起。地基要“夯”。这夯声，是我童年里最沉、最结实的鼓点。四个汉子，八条被日头腌成古铜色的膀子，中间一根老榆木杠子，吊着个青石夯。那石夯圆头圆脑，憨厚，沉默，怕不有百十斤重，是个实心的怪物。领夯的是个远房叔公，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又糙又亮。他吸足一口气，脖颈上的青筋蚯蚓似的凸起来：“拾——起来哟嗬！”

声音劈开燥热的空气。“嘿——嚯！”

众人应和，像从胸膛最深处挤出来的雷。腰背同时发力，石夯离了地，悬在当中，那一刻，时间都跟着顿了一顿。“往——下里撂呀！”

“嘿——嚯！”石夯带着风，带着汉子们全身的重量和那股子憋足的蛮横的盼头，直直砸下去。

 “咚——！”闷闷的一声，不像响在耳朵里，倒像是脚底板心被什么重重地摁了一下，大地也跟着一颤。尘土并不飞扬，只是乖乖地、服帖地陷下去那么一丝。号子简单，翻来覆去，就是“拾起来”“往下撂”，可那调子里有东西，是汗珠子砸在土里摔八瓣的咸腥，是血在脉管里汩汩奔流的烫，是把一辈子的安稳，都赌在这一下一下的狠砸里。我们小孩儿围着看，不吵不闹，看那石夯一起一落；看汉子们脖颈上滚动的汗珠，阳光下亮得扎眼；听那“咚咚”的声响，夯进地里，也夯进我们懵懂的心里。只觉得脚下这片虚浮的、长着杂草的土地，随着那一声声闷响，正一点点变得实在，变得坚硬，硬到能托住一座房，一个家，和往后风吹雨打的百十年。

最热闹是上梁。梁是房子的魂，脊梁骨，得端端正正，稳稳当当。时辰是主人家早请人掐算好的。那根粗壮的大柁，缠着褪了色的红布，被人群簇拥着抬过来，像请来一位尊贵又沉默的神祇。鞭炮猛然炸响，噼里啪啦，碎红的纸屑混着呛人的硝烟，纷纷扬扬，落在人头上、肩上，像一场喜庆的雪。掌线的老师傅，我父亲，此刻站在两人高的墙头上，成了最瞩目的人。他清清嗓子，开始唱喏，吉祥话儿像泉水似的往外淌，每一句都拖着长长的、悠扬的尾音，在还没盖上顶的、空荡荡的房框子里撞来撞去，嗡嗡地回响。唱罢了，他便笑眯眯地，从旁边婆娘递上的篮子里，抓出白面的小馍馍、染红的花生、硬块的水果糖，一把一把，天女散花似的朝下面撒去。底下“轰”一声开了锅，笑嚷声炸开来。大人笑着躲，小孩叫着抢，猫着腰，在泥地里摸爬。那不是捡吃食，是抢一份彩头，一份热气腾腾的福气。我也挤在里头，被撞得东倒西歪，手心汗湿了，终于摸到一颗圆滚滚的花生，紧紧攥住，那红色染了一手，心里便涨满了莫名的、实实在在的欢腾。

泥土的房子，是活的，会呼吸。墙厚实，夏天毒日头晒不透，里头阴凉阴凉的，像含着一口井水；冬天，土坯里藏着大地母亲胸膛里那点温吞的热气，灶火烧起来，炕头一热，那暖意便从脚底板慢悠悠地爬上来，蔓延到四肢百骸，把人烘得懒洋洋的。墙也不光是墙，是我们这帮野孩子的秘密仓库。墙泥干透了，会裂开一些细小的缝，用手指头，小心地，就能抠出个洞来。弹弓的皮筋，磨得亮闪闪的铁弹珠，几张得来不易、展得平平的烟盒纸，过年舍不得吃完、快化了的糖……全塞在里面，心里便觉得安稳，有了宝藏。有一回，隔壁二胖他爹瞅见自家墙根有个洞，洞口堵着几根草，以为是田鼠做了窝，骂骂咧咧伸手去掏。这一掏可了不得，哗啦啦滚出七八个鸡蛋来，全摔在硬地上，黄是黄，白是白，可怜兮兮淌了一地。二胖的哭嚎声，立刻像拉响了警报，响彻了半条村巷——那是他偷摸着攒了快一个学期，指望着换成一把铁皮小鱼刀的“金库”啊。

泥房子怕水，屋顶的麦草得勤换。三年一换是常理。有一年，秋雨来得又急又绵，我家的屋顶到底没扛住，漏了。外头是哗哗的连成一片的雨帘，屋里是叮叮咚咚、此起彼伏的敲打声。爸爸妈妈慌得像失了舵，把家里能盛水的家伙全搬了出来：洗脸的铁盆，挑水的木桶，腌酸菜的粗陶缸，甚至吃饭的蓝边瓷碗。屋里顿时摆开了阵，高低错落，迎接那不知从何处滴落的雨水。爸爸嘴里咒骂着这鬼天气，披上那件破得露出棉絮的雨衣，爬上梯子去屋顶救急，妈妈在下面，用整个身子的重量死死抵住梯子脚，雨水顺着她的刘海往下淌。我帮不上忙，就仰着头看。只见屋顶黝黑的椽子上，先是一小圈颜色变深了，慢慢地，那深色润开来，凝成一粒饱满剔透的水珠，颤颤地，悬在那里，越蓄越大，终于，嗒一声，清清亮亮地砸进下方仰着脸的铁盆里，溅起一小朵转瞬即逝的水花。这嗒的一声，在那弥漫着土腥味、霉味和潮气的昏暗屋子里，清晰得吓人，直直敲在人心尖上。屋外是混沌一片、没有尽头的雨声，屋里是这单调而固执的“嗒嗒嗒”。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这间漏雨的房子，就像汪洋里一条破旧的小舢板，在无边无际的风雨中飘摇，而我和爸爸妈妈都在船上。

后来，村子像是被什么推着，快步往前走了。土房子眼见着少了下去。先是红砖和青砖瓦房方方正正；接着是水泥板搭的冷冰冰的平房；再后来，是贴满了白亮亮瓷片的二层小楼，严丝合缝，光可鉴人。雨再大，也只能在那些光滑的墙面上徒劳地冲出一道道水痕，屋里是听不到那催命似的“嗒嗒”声了。父亲老了，他的手艺，他的木模子，那油亮的榆木杠子，还有那青石夯，不知被收到了哪个角落，渐渐蒙上了厚厚的、再也无人拂去的灰尘。

有一年夏天，我在城里住楼房的五层。半夜，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来袭，我被一种遥远而熟悉的惊悸猛地拽醒，坐起身。屋里漆黑，只有雨声，狂暴地拍打着玻璃幕墙，哗哗——哗——，密不透风，像是要把这钢筋水泥的怪物整个吞没。我下意识地猛地抬起头，看向天花板。

那里平整，光滑，刷着均匀的乳胶漆，嵌着造型陌生的吸顶灯。没有水渍，没有蔓延的黄痕，更没有那一粒颤巍巍的水珠，只有玻璃窗外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夜空，和那无边无际的、属于城市的、空洞而喧哗的雨声。那声音如此热闹，又如此隔膜，被一层坚硬的冰冷的玻璃，完完全全地挡在了外面。

就在那一瞬间，脚心深处，仿佛传来一阵几乎无法捕捉的震颤。闷闷的，沉沉的，来自地肺的深处。

“咚。”

那一声夯响，原来从未离开。它只是随着泥土的远去，沉了下去，沉到了柏油路、地基桩和地下铁道的下面，沉到了这个时代最幽深、最不被惊扰的黑暗里，深得地面上所有飞驰的车轮、闪烁的霓虹和喧嚣的声浪，都成了无关痛痒的背景噪声。

而我们，这些从泥土里拔出了根，又把自己种进一个个水泥格子的人，慢慢地竟都飘了起来，成了无根的一代，脚底是光洁的木地板或是冰凉的地砖，再也接不到那湿润的充满生命力的地气了。

可耳朵里，那沙哑的号子，却幽灵般固执地响了起来，穿透几十年的光阴：“拾——起来哟嗬！”“嘿——嚯！”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窗外，都市的雨，正无休无止地、冷漠地冲刷着这个已然不再需要石夯、不再需要号子、坚硬而光滑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