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丝带的约定

徐成文

三十多年前，凭着日复一日的勤学苦干，我成功考取了城里的师范学校，在乡亲们满是羡慕的目光里，跨越了家乡重峦叠嶂的山岭，从此不必再像祖辈一样扎根乡村务农。

从偏远的老家到城里的学校，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中巴车往返。父亲叮嘱我，每个月都要回家一次，一来向他汇报在校的思想与学习情况，二来探望已病入膏肓的爷爷。往返一趟，车费需要四元钱——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山村，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父亲从不说心疼，只觉得这笔钱该花。他在油灯下熬夜多编织几双草鞋，赶集天拿到镇上去卖，便能凑齐这四元路费。

那辆开往城里的中巴车，从邻近省份的镇上发车，行驶到我家门前时，约莫是早上八点钟。一个烟雨朦胧的三月早晨，父母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了。我提前设定好了闹钟，一心要赶上这趟唯一的中巴车，可春日本就犯困，即便闹钟铃声不停敲击着耳膜，我依旧睡得格外深沉，丝毫没有察觉。等到彻底清醒，看向床边的时钟时，我瞬间慌了神，指针已然指向九点半，那趟中巴车早已驶离。

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屋外春雨淅沥，远山隐没在雾气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慌乱的我。我不敢去找下地干活的父母，怕撞见父亲失望又严厉的目光。没有丝毫犹豫，我立刻动身，徒步赶往镇上的车站，那里有后续开往城里的客车。我一路小跑奔向镇上，辗转坐上客车，抵达学校时已经是下午四点。满心的懊悔席卷而来——我错过了下午三点的全校征文大赛，这场比赛我准备了许久，本想着凭借努力拿下奖项，为年度奖学金的评选添砖加瓦，可所有的期待与准备，终究化为了乌有。

那年“五一”假期，我依照惯例回家帮忙，和父母一同投身到火热的“双抢”中。乘坐那趟中巴车返程时，我把一个多月前错过车次的经历讲给了司机师傅听。他四十来岁，黝黑的脸庞上刻着深深的皱纹，握着方向盘沉吟片刻说：“我知道这山路不好赶车，错过一趟，耽误一天。”一番交谈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小小的约定：他驾车经过我家门口时，若看见门前系着一条红丝带，就代表我要乘车，若是没看见我的身影，便长按喇叭催促我动身。

一条简单的红丝带，成了我和司机师傅之间的暗语。此后的三年求学时光里，我靠着这条红丝带，再也没有错过那趟必经的中巴车。这辆略显陈旧的中巴车，串联起沿途多个村落，是村里人进城办事的首选，更是无数和我一样在城里求学的学生往返家校的唯一依靠。

多年之后，我再次乘坐这辆熟悉的中巴车返回老家，与司机师傅闲聊时得知，后来也曾有不少学生因睡过头错过车次，他便把与我之间的约定分享给他们。渐渐地，只要谁家门前挂着红丝带，他便会鸣响嘹亮的喇叭，提醒学子及时动身，切勿迟到。沿途随风飘飞的红丝带，成了他行车途中最温暖动人的风景。他说，那些红丝带让他觉得这重复了千百遍的山路，每一天都有新的意义。

今年春节，我再次回到阔别的老家，当年那位热心的司机师傅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接替他跑车的儿子，依旧坚守着红丝带的传统，沿途只要看见系挂的红丝带，便会放缓车速、鸣笛提醒。那条小小的红丝带，系着年少求学的匆忙，载着陌生人的善意，在岁月里静静飘扬，成了刻在心底的最温暖最持久的约定。